1.有巢氏
　　　 ——中国第一名建筑师与他的“原始屋"对梭罗、对艾默生、对霍桑，树林中那栋小屋……是乌托邦伟大传统的本质性还原……
　　　　　　——J·里克沃特…
　　有巢氏的传说
吴国桢先生在他的《中国的传统》一书中举了四位“值得稍加注意”的中国上古时代的传说人物：有巢氏、燧人氏、苞牺或伏羲氏、神农氏。他们分别发明了房屋、火、厨艺与文字（八卦）和农耕，其中后二者还被列入“三皇”之列，前二者则更见于传说了。
有巢氏的传说见之于战国时代的政治家韩非（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在他的论著《五蠹》 （关于有巢氏的传说，还见之于其他文献，如庄周的《盗跖》篇和“淮南子》等）中，把他以前的时代划分为上古、中古和近古。在上古时代，有两位“王天下”的“圣人”：有巢氏和燧人氏，他们分别为民众解决了“住”和“食”的问题。关于前者，他写道：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
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日有巢氏。民食果菰、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日燧人氏。
由此可见，中国的“原始屋”是人类仿照鸟类的巢居，用木构架建成的。这应当是中国人最早的建筑物。有巢氏因而可称为中国第一名建筑师。建筑师为人民做了好事而被拥为“王”的，他是空前绝后的一位，后来者则无此好运。
　　考古的对证
以上属于传说，事实上，根据考古发现，原始人的居住方式随地区而异。我国建筑学家张良皋先生在他所著的《匠学七说》中把中国最早的建筑分为巢居、穴居、庐居三大类，统称为“中国建筑的三原色”。
“巢居”是中国“三原色”中的主流。建筑史家杨鸿勋先生认为，它经历了在单棵树上筑巢，利用四棵相邻的树为支撑（称为“槽巢”），最后是全部用木构筑的架空建筑（称为“干栏”）等三个阶段。
《匠学七说》中用一张分布图说明干栏建筑（至少一度）是中国分布最广的原始建筑类型。其考古出土实物可见之于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距今6000年），至今我国西南傣族地区仍有此类竹干栏建筑。按照上古发展的时间推算，有巢氏发明巢屋（最早的单棵树）的时间当距今万年以上。
“穴居”，就是住山洞，如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山顶洞。直到现代，中国北方（特别是黄土地区）仍有几千万人住在窑洞（经过改进）里。建筑家分认为这种窑洞颇符合生态原理，但是，严格说来，山顶洞只是人类对自然的利用，不属于“人造物”。
“穴居”建筑也是有发展的。人们从全穴居（窑洞）变为半穴居（见西安半坡村遗址，距今5000年以上）——在半地下室之上用木建造方形或圆形的地上屋盖，最后发展为全地上独立建筑。
　 “庐居”是临时建筑，犹如今日军队用的帐篷。它主要为游牧民族所用。在中亚，它被认为是主要的“原始屋” （tabernacle）。我们可以说，最早的建筑师，除了有巢氏之外，还应当有：有穴氏、有庐氏等。
　　人类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房屋
　 除了中国学者对“原始屋”的研究，西方也有很多建筑师和建筑学家对“原始屋”有浓厚的兴趣。我们在这里举18—19世纪的劳吉尔神父、夸特美尔·德昆西、维奥莱特一勒杜克三位学者的观点…。他们研究“原始屋”是以当时社会上盛行的理性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和卢梭用人的理性行为来解释“社会契约”一样，他们也试图用人的“理性行为”来揭示建筑的产生和发展规律。在他们看来，“原始屋”及其演变蕴涵着建筑的本质，后来的建筑发展都是“原始屋”的延伸。我们不妨考察一下他们的不同观点。劳吉尔的说法
　 18世纪的劳吉尔神父（Abbe M.A.Laugier，1713—1769）属于新古典主义学派，有《建筑论文集》（1753年）等著作出版。他反对当时欧洲流行的追求豪华装饰的建筑之风，主张返回纯朴的“原始屋”的基本构筑。他有过一段优美的文字描述“原始屋”的产生过程：
……最早的入，没有任何帮助，除了自己自然本能需要外没有任何指导。他需要一个能安居的场所。在一条宁静的溪流边上他见到一片草地，青草悦目，向他发出邀请。他走近它，舒服地躺倒在这块地毯的光亮色彩中，心中想的只是如何平静地享受这份自然的赐予；然而炎热的太阳开始烧烫他的皮肤，他不得不寻求掩蔽。附近的树林提供了凉快的阴影，他跑步进入丛林，重新感到满足。与此同时，各地的蒸汽开始会合，空中出现了乌云，大雨倾盆而下落在娇嫩的树林上。树叶不足以保护他，他手足无措，不知道应该如何去驱除从四周包围着他的潮气。他看到一个穴洞，就滑了进去，对自己的发现洋洋得意。但是马上又出现了新的不便：洞穴黑暗无光，空气污浊。
　　他走出洞穴，决心以自己的努力来弥补自然的欠缺和疏忽。他需要一座能居住而不是埋葬的房屋。森林中掉落的树枝对他有用。他选择了四株最结实的，把它们竖立在地上，形成一块方地。在这四根树枝之上，他横向地安放了另外四株树枝，在上面他又斜向地放了几株在中间相交，然后用足够厚的树叶掩盖这一屋顶，得以挡住曰晒和雨淋，于是这人就有了一个住所。诚然，开始时这栋房屋四周是开敞的，寒热使他感觉到房屋之不足，于是他在柱子之间增添了填充物，使自己安全无恙。
我前面描述的小屋就是那种后来建筑学的光辉得以扩展的典型。人们通过模仿它的简洁性而避免了许多基本的缺陷并达到尽善尽美。竖立的木杆提示了柱的概念，支撑在其上的横木则提示了（后来希腊建筑中的）“额枋”，构成屋顶的倾斜部件提供了“三角檐饰”的概念……用它为指导，可以轻而易举地区别某种建筑柱式的基本部件与那些出自必需或贪欲而添加的部分………
劳吉尔在他的《建筑论文集》第二版中提供了一幅“原始屋”的形象图。有意思的是，在房屋的侧边，他画了一位穿“时髦”服装的女性，斜靠在一堆花哨的建筑部件的废墟上，一只手为身边的一个小天使指向那掩蔽在丛林中的“原始屋”。在他看来，只有那原始屋的三大件（柱、额枋、三角檐）才是基本的，其他如墙、门窗、穹顶等都是后来因“必需”而附加的，至于装饰，则是出自“贪欲”的产物了。
我们今天或许会对他的这些描述和观点表示不屑。然而，纵观建筑发展的历史，构筑上的简与繁、形象上的平与怪，始终是交替地出现的。在劳吉尔之后的两个世纪，西方现代主义大师米斯·范德罗（Mies van derRohe）就提出过“少即是多”的名言，至今成为“简约主义”（minimalism）德昆西和勒杜克
　 到19世纪，人们继续对“原始屋”感兴趣，突出的有法国的夸特美尔·德昆西（A.C.Quatremer deQuincy，1755—1849）和维奥莱特一勒杜克（Violett—leDuc，1 814—1879）。两人先后都担任过巴黎美术学院的主要教授，并编有（《历史词典》、《建筑词典》等巨著。他们对“原始屋”的看法既不同于劳吉尔，彼此间也很不相同。在夸特美尔看来，“原始屋”是人类最初对自然的模仿（先用树枝，后用树干），这些“原始屋”只反映了木工的一些技艺，而只有当人们懂得以人体为模型建造房屋时， 才开始有建筑艺术，并产生了“建筑学”（architecture）这门学科，后来的希腊建筑就是其典范。
　 维奥莱特一勒杜克对“原始屋”的看法与夸特美尔不同。他形象化地描绘了两个虚构的人物：多西（Doxi），胆小保守；爱泼戈斯 （Epergos），大胆、勇于创新。
他们来到了一个生吃爬虫的原始部落，看到他们缩居在大树底下，蒙受风吹雨打，于是爱泼戈斯就在部落人面前挑选了一棵树上的两株嫩枝，把它们弯到地面，捆绑在一起，再涂上泥巴，就形成了一个掩蔽物。部落人见了大感兴趣，他们搬来地上的树枝树干，在爱泼戈斯的指导下搭起了一栋圆形的小屋，未到天黑，部落人已经全部学会了这一新技术。
　 后人根据勒杜克的描写，画了一张“第一栋房屋”的图，很有点像我国半坡村的地面建筑。
　　下面是多西和爱泼戈斯的一段对话：
多西：“为何要与现实逆其道而行之呢？你现在是否要想教鸟儿如何筑巢，教水獭如何建屋，来改变他们早知道的做法？”
爱泼戈斯：“谁知道？让我们在十万天之后回到此地，看看这些入是否忘了我的指导又回到昨天的生活方式。如果是这样，那么我的干预就是错误的……但是如果他们受益于我的教导，如果那时他们的房屋比现在的还好，那么我就是对的，因为这些人究竟不是野兽。”
这位爱泼戈斯堪称西方的有巢氏，是他的这种创新精神，使人类摆脱了禽兽生活，而能发展到现在。
诚然，爱泼戈斯也好，有巢氏也好，都是后人的虚构，然而，他们却是千千万万实际存在的人的代表形象。正是这些人的不断创新，才有了我们的今天。应当说：创新，是自古以来建筑师的灵魂。
议论一
　　“中国为什么没有金字塔？及木、石之争
一个五岁的美国孩子曾经问我，埃及和中国都是古老文明，为什么埃及人能建造宏伟的金字塔，而中国却没有？这个问题一时难倒了我。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找到了答案：一日不能，二日不为。
一日不能，就是说当时中国还没有能力建造这样宏伟的金字塔。
埃及的金字塔，从公元前2680年的佐塞踏步型金字塔（建筑师：伊姆霍特普）发展到公元前2570-前2500年的吉萨金字塔达到了高峰。它的建造年代比我国夏朝的建立（公元前2070年）还早几百年。他们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他们的古王国已存在了几百年，埃及已统一，尼罗河水每年涨落带来的肥沃土壤，使法老掌握了巨大的财富和权力，得以驱使千万个奴隶去建造如此庞大的建筑物。吉萨金字塔每块巨石重达200吨，要把它们提升到将近1 50米的高度，即使现代人都难以做到，所以有人干脆说那是外星人干的。
中国的苏秉琦教授提出了”满天星斗”的理论 。他的论点是：中国并不是（也不可能）一开始就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黄帝即使存在，其统辖区域也不大，而且是住在”原始屋”式的草棚里的），相反，在夏王朝以前，中国各地拥有自己的原始文化，然后按照“部落一方国一国家”的发展规律，逐渐走向统一，形成了既有统一特色又有地方特点的国家。
显然，那时中国还处于贫资源状态，”满天星斗”的部落和方国都不可能有实力去建造吉萨金字塔那样的巨型建筑。在我国辽宁红山文化及四川三星堆文化等遗址都发现类似金字塔形状的遗迹，却都无法与之相比。然而，其出土文物的精美却令人刮目相看，“巨大”与“精美”，似乎形成了两种文明的分水岭。
中国的大一统国家，是到公元前221-公元前210年的秦王朝才真正做到中央集权的，即吉萨金字塔建造之后的两千多年。那时才有可能在六国已建的基础上集中人力物力资源来修建像万里长城这样的大型工程。从规模来说，长城比金字塔要宏伟得多。但是，秦王朝的迅速垮台。也与它劳役过度和挥霍资源是分不开的。《阿房宫赋》中写的”蜀山兀，阿房出”。尽管可能有夸张之处，但为了修造长城和自己的宫殿、陵墓而大兴土木，不能不说是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根本原因。
二日不为。即使中国有能力建造吉萨金字塔那样的巨型建筑，她也不这么干。
法国一位建筑史家奥古斯特·舒瓦西（Auguste Choisy，1841—1 909年），著有《建筑史》一书。他曾经考证：古希腊的多立克柱式最早是木造的，后来改为石造，在构筑上仍然留有当初木造的痕迹，雅典巍峨的神殿，使用的就是石材。同样的木转石的过程，也见之于印度。这种转换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保持建筑的永恒性，特别是在重要的宗教建筑中，更是如此。
然而，中国的建筑，包括重要的宫廷和宗教建筑，却始终采用木材建筑。历史记载中不乏皇宫被雷电和大火烧毁的记录，但修复时仍然要用木材。
有人说，这是为了就地取材，中国古时树木很多，而希腊则是光秃秃的石头山。其实中国的石山也很多，皇帝要找石材并不难，而且，很多皇宫用的大楠木料，也要从老远的地方运来。明成祖为了建都北京，准备木料就花了十来年工夫。有的皇帝在改朝换代后，还将旧皇宫拆下的木材用到新皇宫。看来，“就地取材”说，不见得说得通。
　 据我理解，关键是人们对”永恒”有不同的观念。希腊人（及后来的西方人）、印度人、埃及人所理解的“永恒”就是“不变”，而最能体现“永恒”的建筑就必然是石造的（罗马人发现了火山灰的水硬作用，而创造了人工石——混凝土）。因此重大的宗教建筑都必须用石来建造。
与古埃及和欧洲人那种把“不变”视为永恒的观念而大量建造石材建筑不同，中国人（也许还有日本、朝鲜和中南非洲人）把“变易”视为永恒。传说中由周文王姬昌所写，并由周公旦充实的中国最老的经书《易经》中就贯彻始终地阐述了这种思想。春夏秋冬，周而复始，春华秋实，年年递嬗，这就是“永恒”。《易经》讲的都是变化，“易”就是“变化”（外人把《易经》翻译为《变化之书》）。流传下来的“文王八卦”把木和春天放在等同的位置，象征着生命，而把金石与秋冬齐论，象征着死亡。
我在一本介绍武昌黄鹤楼的小册子中看到这样一段故事：在清朝同治年问，为了重建黄鹤楼，请来了民间工匠（建筑师）杨玉山，他与段德文、杨宣玉等匠人共同负责修建（有一千余工匠参加）。”他们认为建筑木作是‘天精地气’之物……”“天精地气”之所集，代表了中国民间对木的理解。
根据这一观念，木代表了生命。而不变的石却象征着死亡。中国人用木来建造房屋，用石来修造坟墓，就出于这种观念。木建筑给人以温暖的亲近感，不像石建筑那样冷酷。这也是中国人在今日的混凝土建筑中，仍然喜欢做一些木装修的原因。
我们今天仍能看到几千年以前的埃及的金字塔，希腊的神殿、罗马的万神庙、巴黎的圣母院等等，而中国的古建筑最早只能追到唐代的少数几栋木建筑。梁思成教授称之为“不求原物长存”的观念也许可以解释这个事实。
问题还不止于此，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木不只是生命的象征，而且还具有生命的特征，这就是木建筑的可变性和灵活性。
美国建筑史家斯皮罗·科斯托夫教授（Spiro Kostoff）在描述（中南非洲人）建造的木（草）屋时有这样一段话：
……非洲大陆恰好是罗马帝国的另一极端。几百个自足的部落在
撒哈拉以南的干燥地域以及热带的大草原，在沿海的密林和友好的河岸定居保卫自己。他们以同一信念维系起来：“一栋房屋、一个家庭以及对老人的尊重。”他们很少建造宗教建筑。物质的永恒性对他们来说不是基本的关怀。相反地，建筑形式要能反映日常生活环境和家庭生活循环的变化；它们（指建筑）要能够适应、扩张、替代或移除……
……